對話的設計方法論

白林建筑

內(nèi)容導讀：進入20世紀70年代，世界性的環(huán)境問題日益嚴重，設計中需要思考的問題也越來越復雜多樣，建筑計劃學設計方法研究也開始出現(xiàn)新的轉(zhuǎn)向。即，①按照技術合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原則，思考解決問題的設計方法，已經(jīng)明顯地越來越難以解決現(xiàn)實中存在的復雜的模...

   進入20世紀70年代，世界性的環(huán)境問題日益嚴重，設計中需要思考的問題也越來越復雜多樣，建筑計劃學設計方法研究也開始出現(xiàn)新的轉(zhuǎn)向。即，①按照技術合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原則，思考解決問題的設計方法，已經(jīng)明顯地越來越難以解決現(xiàn)實中存在的復雜的模糊的問題；②設計主體通過對話推進設計的方式逐漸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一個焦點，學術界也開始探索適合這一設計行為的設計方法。

   現(xiàn)代社會具有復雜性、不確定性、不安定性、價值觀多樣性的特性。在這樣的社會中，設計中的問題設定往往是難以定義的“棘手問題”（沒有最終的規(guī)則；不可能有解決問題的完整手法，對問題的解釋往往依賴于解釋者的世界觀、價值觀；但是還不能不負責任）。那么，如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呢？

   按照B•Lawson的理論，幾乎所有的設計方法模式中都含有“分析——綜合——評價”這樣的程序，但是，實際上“推測——評價”（Conjecture-Evaluation）的過程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假如我們將設計課題分別布置給科學系和建筑系的學生，他們就會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前者的方法是，先分析設計條件，然后按照條件尋求滿足它的解答方案；而后者則是設計出若干個“解答”方案，看哪個“解答”更能滿足設計條件。經(jīng)常處理難以準確問題定義的建筑師，往往是采用先生成若干假說解的方法，然后按照對狀況的分析或反饋，選擇滿足這一狀況的解答的戰(zhàn)略。（就是說如果要求是A的話，建筑師必須導出從B→A的B來，而導出B的行為方法不是演義和歸納，而往往是假說——推理的方法）。

此外，伴隨設計所需要考慮的問題越來越呈現(xiàn)出復雜化的狀況，由建筑師、工程師、施工者、業(yè)主、使用者（消費者）、規(guī)劃管理人員等許多不同的設計主體，參加設計過程，形成意見統(tǒng)一的“協(xié)作設計方式”（collaboration）的情況越來越多。因此，作為新的設計方法論，與其說是讓建筑師做出一個“好”方案，不如說應該讓他們做一些能夠激發(fā)討論問題焦點的方案。也就是說在合作互動中形成最佳的方案，這一過程也成了設計（策劃）的對象。
這樣，通過與不同的主體進行對話來推進設計的方法是以“通過對話進行設計”為特征的，實際上，在研究與實踐的關系上，它提出了新的認識方法論。

按照D•A•Schon的理論，從技術合理性的觀點出發(fā)，相對于理論（知識）導出實踐（行為）的狀況不同，就象爵士樂的演奏家們互相之間聽著對方的音樂進行演奏一樣，優(yōu)秀的設計者在實踐中不斷地認識新的情況，并作出調(diào)整。這種將知識與行為相互融合的方式被稱為“行動中思考”（Reflection-in-Action），其特點在于關注“作出判斷背后的規(guī)范和評價”“固定的行為模式隱藏著戰(zhàn)略和理論”“設定問題框架的方法”“其自身的作用”等，將與設計主體有關的內(nèi)容作為思考的對象。

   通過關注“行動中思考”的實踐狀況，就能夠更好地理解與狀況（條件）密不可分的設計行為的本質(zhì)。特別是，在貫徹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中，把握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將設計主體之間的對話變成“設計語言”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作為設計詞匯被廣泛知曉的“類型”（如“底層只有柱子沒有圍墻的空間”）、將具有類似性的事象通過另外的事象來理解的“暗喻”（如“住宅是居住的機器”），以及為表達某一特性列舉的“實例”等都屬于這類情況。實際上，運用了人工智能、知識工學的CAD的出現(xiàn)以及使用者參加設計的對話型設計方法都是與這些理論研究的積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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